8月11日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出炉！
看看都有哪些作品获奖了吧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获奖作品名单
（以发表或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中篇小说奖
《世间已无陈金芳》石一枫
《十月》年第5期
《蘑菇圈》阿来
《收获》年第3期
《李海叔叔》尹学芸
《收获》年第1期
《封锁》小白
《上海文学》年第8期
《傩面》肖江虹
《人民文学》年第9期
短篇小说奖
《父亲的后视镜》黄咏梅
《钟山》年第1期
《年的浆水和酸菜》马金莲
《长江文艺》年第8期
《俗世奇人》（足本）冯骥才
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月
《出警》弋舟
《人民文学》年第7期
《七层宝塔》朱辉
《钟山》年第4期
报告文学奖
《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李春雷
中国言实出版社年5月
《西长城》丰收
人民文学出版社年9月
《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许晨
《中国作家》纪实版年第11期
作家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年4月
《大森林》徐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5月
《乡村国是》纪红建
《中国作家》纪实版年第9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年9月
诗歌奖
《去人间》汤养宗
中国青年出版社年8月
《落日与朝霞》杜涯
北岳文艺出版社年1月
《沙漏》胡弦
长江文艺出版社年8月
《九章》陈先发
安徽教育出版社年10月
《高原上的野花》张执浩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年12月
散文杂文奖
《山河袈裟》李修文
湖南文艺出版社年1月
《北京：城与年》宁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年7月
《遥远的向日葵地》李娟
花城出版社年11月
《流水似的走马》鲍尔吉原野
湖南文艺出版社年12月
《时间的压力》夏立君
译林出版社年12月
文学理论评论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黄发有
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0月
《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陈思和
《文学评论》年第6期
《必须保卫历史》刘大先
《文艺报》年4月5日
《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王尧
《文艺争鸣》年第12期
《文坛新观察》白烨
作家出版社年12月
文学翻译奖
《火的记忆I：创世纪》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乌拉圭）西译汉路燕萍
作家出版社年11月
《潜》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法国）法译汉余中先
人民文学出版社年12月
《贺拉斯诗全集》贺拉斯（古罗马）古拉丁译汉李永毅
中国青年出版社年12月
《疯狂的罗兰》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意大利）意译汉王军
浙江大学出版社年12月
看到这份清单
是不是很多作家都很熟悉呢？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
其中几位作家的采访
↓↓↓
冯骥才《俗世奇人》
“奇人”新传：“笔头还那么健
迟子建：“你笔头还这么健呢！”
续写的《俗世奇人》18篇新作在《收获》上发出后，迟子建给冯骥才发了条短信：二十年了，你笔头还这么健呢！
坐在研究院敞亮的会客厅里，聊起小说来，冯骥才依然是滔滔不绝，谈笑风生，好像是在说着一个因为过度熟悉而不会担心变生疏的老友。“我现在写东西的感觉一丁点儿都没有丢，最细微的感觉都没有变化。好像我前几天才把前面的写完，今天拿起笔来接着写。”出版社交代他新写18篇，他也没计数，一下子写超到21篇，只好把3篇“收回”，俟以后有机会再出“第三季”。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内，一只憨态可掬的老虎雕塑蹲在台阶上。刘航摄
迟子建的一个“健”字，评价得极恰切。二十多年前，也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冯骥才文学创作的喷薄期，笔头甚健，《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神鞭》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产物。二十年后，再拿起笔来，新加入的故事依然精悍利落，硬度不改，津味儿也不改。
“又冒出一群奇人”，冯骥才在《俗世奇人（足本）》的序里这么写道。二十年前是“冒”出来的，现在还是“冒”出来的，他讲的故事像是总有一股活生生的劲儿。“如今这三十六篇的主人公站在一起，再加上众多配角，乱哄哄一大群。看上去，正是我心里老天津卫的各色人等。”
冯骥才这些年跑了很多地方，但拿起笔写小说时，却从没绕远。“我和别的作家不一样，这些年一直在天津没离开，得把天津这块地方的灵魂写活了。”“俗世奇人”系列里虽人多嘴杂、样貌各异，却是他对天津人集体性格的一个画像：燕赵之士，热情，义气，豪爽，好面子，嘎。这次他甚至写到了一条叫黑头的天津狗，犯了错误，让主人“丢了面”，索性出走。但出走之后，又回到主人家，一声不吭地钻泥里自杀了。“别人最好的狗是义犬，天津最好的狗就是爱面子。”
“你要是没绝活，在这块土地站不住脚。码头上的人什么没见过？”冯骥才说，他收集的本地奇人素材足足有一百来个，在他脑袋里“闹腾”。甚至中篇、长篇小说，平行构思的就有好几个。“小说是想的不是写的，写是很容易的事儿。”他还说起自己最近有天灵感一现，想写一个“会吃鱼”的美食家——用筷子一戳鱼肚子，就知道盘中鱼是死得久的还是活着杀的。“不定哪天，想写的话，半天就写出来了。”
“放下”和“放不下”
但问题却恰恰是时间，即使“半天”也不是个容易事。《俗世奇人》的前18篇和后18篇之间隔的20年，正是他把工作重心转向文化遗产保护的20年。每年他非得赶在不工作不出野外的三个长假里，才能暂时抽出身来，把时间还给小说和其他东西。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创作时间越来越少。
“这么长的时间，我几乎放弃了文学，偶尔想起写东西，但是想写的时候因为太忙就放掉了。”在图书订货会上，他被几次问起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问题，却又总是无意中拐回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上。他认为，这些工作比他个人的创作还重要，他宁愿为此牺牲个人创作的时间。
然而当了许多年的作家和艺术家，冯骥才到底不能完全放下。他有一个“苦恼”，就是“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无法进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写小说和写其他文章不一样，小说家的思维是纯虚构式的，“有段时间一定要活在虚构里”，但他已经无法像他的其他作家朋友们一样，获得一个完全离开现实的纯虚构环境，“在现实和虚构间甜蜜地往返”。
冯骥才为《俗世奇人》画的漫画
现在，他的手机里常年有大量“告急”，比如几天前就有一个来自河北定州的82岁老传承人告诉他说，当地的一个民间戏快要灭绝了。“他一呼叫，就把我呼叫醒了，我就得从自己虚构的世界里面出来。”《俗世奇人》这样的故事很短也好写，每篇大约字左右，冯骥才称它为“超短篇”。它们大概也是冯骥才和他的现实相互妥协后的一种“往返”方式。
“只能写这样超短篇的小说了。想写的太多了，不知有没有时间。”冯骥才说，却是一副释然的样子。“我这个人随缘，看上帝给我多少时间。”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
作品中女性人物都算“力量型”
《书乡周刊》：你的作品中女性人物都算“力量型”的，比如《世间已无陈金芳》的陈金芳，《营救麦克黄》的颜小莉，《特别能战斗》里面的北京大妈。
石一枫：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可能我印象中的女性都是很坚强、很勇敢，很有能力的人。有些作家可能会比较喜欢塑造柔弱如水的女性形象，可能那样的人比较自信。我是因为自己在女性面前没太多自信，所以我概念中的女性都精神强大。
图片来源：中国作家网
《书乡周刊》：《借命而生》是你第一次写第三人称的作品？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是由“我”去看陈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灵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妈。这几部作品可能比以前的第一人称更“狡猾”一点，“我”更复杂，有些文人气息，这样可以让小说更复杂，但本质上是我不能写第三人称，这是我的最大的问题。你要是觉得自己还有点文学追求，就一定要尝试解决问题，不要厚颜地说这是我的特色，这个问题就带过去了，我们应该迎难而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借命而生》对于我而言，刚开始就是想解决我在写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的问题是写第三人称不灵，必须得通过“我”盲目式地写，由“我”去看别人。
《书乡周刊》：似乎作家都会经历一个从自我经历转向他人经历的过程，对你来说是这样吗？
石一枫：《借命而生》最早的动机是写一个跟我个人生活不一样的故事，因为陈金芳、安小男里都有一个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环境相对融合的，就是大城市里知识分子这种人，通过一个桥梁过去找与我不重合的人，而《借命而生》全是与我不重合的人。我以第三人称写与我不重合的人，这可能是一种成熟的方式。
《特别能战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有两个“石一枫”，一个是早期的石一枫，一个是现在的石一枫。早期的石一枫更好玩。他早期的代表作叫《不许眨眼》，写的是以北大为背景三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那时的石一枫唾沫横飞，他谈人生跟别人谈人生不一样，是有自己话语体系的。
突然之间，石一枫就变成一个经典作家了，变化是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的，然后是《地球之眼》、《借命而生》。石一枫写作的变化跟他个人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早期的石一枫是王朔式的写作，叫“后王朔”，那个石一枫对社会、对人生是一种冷嘲热讽的戏谑态度，但忽然之间那个石一枫就消失了，突然我不认识他了，他变成了悲天悯人的石一枫。
——《西湖》主编吴玄
宁肯《北京：城与年》
北京：一座城市的心灵史
日前，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宁肯再次推出了散文力作《北京：城与年》，以小说家之笔捕捉北京的流年碎影，从历史与人性的深处，回顾了北京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沧桑回忆。
生于年代末，宁肯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这样的时间跨度，使得《北京：城与年》涉及的多种历史文化事件和时间空间节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
宁肯首先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表达了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城市意味着记忆、成长、开始、结束，或重新开始，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北京在我看来越来越不可把握，越来越立体却不透明。北京给予了我太多无形的东西，如果这不是一种天赐也是一种宿命。无论什么，作为一个作家，北京给予我的我都照单全收，一切都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
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经天津把宁肯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两年后，年，宁肯出生了，带着出生前的记忆与北京开始了某种关系。
宁肯看来，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很难说有一种确定的关系，唯有局部或者碎片或者某一个视角能相对地确定一下我们自己：
“北京，那时从空中看就是一大片四合院，一望无际的灰色屋顶。屋顶空旷如波浪，上面通常是猫、鸽子的世界。通常猫看着鸽子飞，在角落或枯草中，一动不动。一般没什么办法，或者永远也没办法。但是看，永远看。偶尔，会有个小孩爬上屋顶，探头探脑，与猫、鸽子构成另一种空间关系。这更为罕见，你就是坐多少次飞机也未必能看见一次。那时飞机也少，看见的情况就更少。当然，现在飞机多了，但也基本上看不见北京了。如果说北京以前的‘巨大’有着严整性、确定性，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那么以‘鸟巢’‘巨蛋’‘大裤衩’为代表的新兴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不可把握性、怪诞性，它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中，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我不仅仅是一个人，我比北京老，我为写作而来。”
《北京：城与年》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人物命运的探究思索，更兼记忆丰富、文笔生动、思辨兼备；摄影家陈惜惜的多幅作品，以黑白光影呈现，静谧中隐约着喧响，怀旧中蕴含着温馨，与作者的文字两厢呼应，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张力与空间，都为本书增添了多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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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北京晚报记者张玉瑶陈梦溪
综合
艺绽
编辑
苏越